金改腹稿：十八大之后将如何进一步深化？

    独立的货币政策、利率改革、汇率改革、资本账户的开放以及一行三会的新监管架构，均值得期待

    十八大之后的金融改革将如何进一步深化？

    2012年以来，政府在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扩大汇率波幅以及开放资本账户的同时，温州、前海、泉州等区域金融改革也在自下而上逐步推进。

    主管金融的国务院领导2012年年初分别给保监会、证监会和银监会布置了课题，主要内容是用一年时间调研行业发展问题，设计本行业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规划，完善行业监管。

    同时，一行三会的屋顶架构设计也被提上日程。专家给出了两种方案：一是三会融合，组成金融监管大部门；另一种是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三会成为下属机构。

    尽管从意向到理论再到实践不是那么容易，但方案的提出，给当前快速发展的综合化金融带来了监管新思路。

    在十八大中央委员名单中，42名金融系统代表中的19位属连任，包括一行三会的部门负责人、中投、五大行及三大政策性银行、主要保险公司董事长等。五年前，他们已是中国金融业的领军人物，未来还将继续影响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央行如何行使权力

    国务院参事夏斌曾指出，中国的央行在利率、货币等重大货币政策问题上一直不能独立操作。他建议，央行在短期和特别的货币政策调整和操作上应获得更大的权力，另外在决策方式上还有提高的空间。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宋泓认为，央行的地位，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央行是经济运行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在逐渐转向市场机制后，对央行独立性的要求越来越强，尤其在治理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方面。

    从历史看，央行的地位曾经历两次重大改变，均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是与财政部切断联系，第二次是脱离地方政府干预。

    2000年后，货币政策委员会成立，被视作央行以及货币政策提高独立性的重要平台。

    但货币政策委员会并不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而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2010年以前每届都有一位外部金融专家委员，由央行提名，黄达、余永定、李扬、樊纲等先后就任，任期2年。

    2010年换届时，国务院批准了周其仁、夏斌、李稻葵共三位经济学家成为货币政策委员会新成员。同时，该会成员也扩大到15名，学者之外的其他成员为国务院或部委官员，以及以银行业协会会长身份参与的前国开行行长蒋超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与世界各国一样，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立之初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结果不很理想。

    “一般而言，作为一个大国，一定要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三元悖论里，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中总要抛弃一个，一般的操作是抛弃固定汇率，因为作为大国，资本项目管制是很难的。”吴庆表示，中国央行的做法是三个都想保持住，这个抛弃一半那个抛弃一半。这种做法有收益也有损失，收益是货币政策自由度提高了，坏处是不保证这条路能一直延续。

    一些专家认为，目前讨论的央行独立问题和90年代讨论的不一样，90年代讲的干预是财政部的干预，地方政府的干预，现在讨论的是，央行不能自己决定货币政策，它受到各个部委的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专业性非常强，货币政策应该直接由央行拍板。

    不过，央行行长周小川对这一问题有着迥然不同的观点。

    周小川在新书《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中有一段相关的表述：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现实需要，当前中国央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安排是合适的。在中国改革转轨期间，有大量的体制改革、市场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任务和要求，央行承担和推进这些任务，需要有政府各部门的支持、配合。我国货币政策既然是多目标的，有些目标的实现也需要与政府部门密切配合。现阶段中国还不太适合过度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为推进改革开放、维护金融稳定、处置金融机构等工作都需要与政府相关部门加强配合。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政府的一部分对开展工作更有利。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近两年央行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突破，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第一脚踢出去之后，剩下的路并非坦途”。

    “屋顶式”监管架构

    在金融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国金融监管框架需要顶层设计的再思考。

    现阶段，我国的综合金融趋势已经比较明朗，金融业务综合化经营越来越被市场所接受，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交叉业务也越来越频繁。

    以中国平安为例，2012年上半年，平安的寿险和产险业务来自交叉销售和电话销售的保费增长了31.7%，渠道贡献占比提升至41.9%。

    此外，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以及中国人寿等国有金融机构也纷纷开始发展综合金融业务。

    不仅如此，当下的产业资本、实业企业、地方政府都已介入金融混业或产融结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国资委主管的117家央企中，已有87家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产业资本介入金融领域。而近日，注册资本达120亿元的浙江省金融控股公司宣告成立；广东省也明确表示，要在“十二五”期间打造1-2家省属金融控股公司，成立10家地方金融控股公司。

    综合金融经营是指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金融集团至少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可以实现内部资源共享，提高效率，节省成本，并因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而赢得市场。

    但随着金融业务的综合经营，相关的业务风险也开始体现。

    前有华夏银行的理财产品风波，近有建设银行吉林省白城市海明路支行涉嫌向7名投资者违规销售东北证券3号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使得投资者亏损比例已超3成；另外银行“定期存款”资金变身理财产品等金融乱象不时发生。

    这折射出我国金融分业监管和当前金融综合化经营之间的矛盾、弊端。特别是对于已经批准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问题，以及央企参与金融经营的监管问题，应该尽快提上日程。

    夏斌认为，对于金融控股的监管协调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和监管方法需要尽快明确；二是建立对金融创新（包括产品、机构和市场）的协调机制，需要重点予以协调的主要是各类金融理财产品的创新；三是建立危机处理预案。

    北京大学金融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认为，央行只应该承担部分金融监管职能，即除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外，还负责监管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其他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监管均由未来设想的金监会承担。形成以金监会为主与央行分工协作共同监管的金融监管体系与格局。

    前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上述方案短期内均不会实施，不管是三会合并还是单独成立新的监管机构。而短期内，一行三会的联席会议有望重新开启。

    夏斌认为，当前，有必要在多个监管部门之间先有一个政策协调汇总机制，将功能性监管汇总、转换成对机构的管理后，进行对口管理。可尽快恢复“一行三会”的协调机制，并下设常驻机构，实现功能性监管，通过协调会议下达各监管部门应落实的监管内容，就每一项功能监管出台各部门都需遵守的规章制度或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