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周期监管，眼下一个很时髦的用词，主要指在经济下滑和复苏期，管理层采取一系列比经济上行期更为严格的监管政策和措施。它包括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管理层所采取的包括资本充足率提高、拨备覆盖率提高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以及信贷规模控制等手段。
逆周期监管的本意是为未来银行可能遭遇的风险未雨绸缪，但却在短期给银行股带来很差的市场预期，杠杆降低和拨备的增加，减少了盈利，增加了信用成本。另一方面，流动性的减少使得资产规模控制受限。
加上今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趋紧、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的担忧，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等都给银行业带来更大的压力，尤其是对银行资产质量和不良贷款风险的关注和担忧，在近一年的逆周期监管时间里，几乎达到顶点。
但是，这种担忧或许有些过度，特别是在目前银行股估值已经处于历史的底部时，被所谓逆周期监管放大的市场担忧，在无形中也被情绪化地传导至对银行资产风险的过分担忧。
其实，当前阶段的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并非核心问题，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大量形成，对应的是经济的大幅低于预期和其他行业的更大压力，这两个条件目前看并不具备。
结构转型背后
经济结构转型是逆周期监管之外另一个流行词，而经济结构转型背后的信贷支持必不可少。
一般而言，经济结构转型，现有传统产业必然面临巨大压力，既然银行给它们发放了大量的贷款，那么，银行资产质量必将面临巨大的冲击，导致的后果是，信用成本上升，利润下降。
但这种推理正确吗？
6月22日，银监会召开了银行信贷支持经济结构转型的会议，工商银行代表银行业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从内容看，与已经公布的建行2010年信贷政策如出一辙，甚至连名单制都是一样。
另外，兴业银行和北京银行也分别代表中小银行宣读自己的政策措施，与工行大同小异。这种事先被预定好的会议内容，正在向我们逐渐展现经济结构转型背后银行股的玄机。
经济结构转型，现有产业受冲击不可避免，只是，冲击的力度和速度是什么，是一次性还是渐进式转变，对银行的影响完全不同。
从现有条件分析，经济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将是缓慢而持久的。原因是:不高的中国城市化率，包括尚未结束的城镇化过程，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汽车和住房消费，似乎也方兴未艾。
目前来看，新兴的不需投资支持的产业，发展似乎不能过于乐观。结构调整更可能遵循的路径是，中西部承接东部的产业，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但方向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
如是，银行就能争取足够的时间，缓慢退出现有客户群。更何况，银行当前拨备的计提已经比较充足，远高于不良贷款的实际生成，未来信用成本未必需要对应上升。而且，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银行业仅存全行业的低风险，主要缘于多重转型的缓冲。
从银行客户结构看，金字塔型客户群的特点使其具有较高的转型缓冲。
工行对公贷款客户约有6万多户，建设银行有8万户，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均在1万户左右，换言之，当前银行的贷款，主要集中于1％的金字塔客户群。
经济转型的初期，受冲击最大的应该更多是各行业的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一般不属于各银行金字塔客户群的范畴。从这个角度看，当前银行的客户群，对于经济结构的转型，有着较高的缓冲。
这也可以解释银行都喜欢“傍大户”的实质，一是听从管理层的安排，二是为自己提供足够的安全垫。目前银行都宣称向中小企业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只不过是一次在管理层安排下集体听话而已，而且在信贷收缩的背景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资产的议价能力，并非真正意义上向中小企业贷款的倾斜。
目前，工业企业税前ROE约为16％，贷款利率约为5％，即，企业税前ROE高于贷款利率约1000个BP。这意味着实体产业部门损益表仍具有较高的转型缓冲，当前企业盈利对银行债务存在着较高的缓冲。除非企业盈利休克式下降，否则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相当有限。
事实上，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同样对经济转型具有较高的缓冲。目前对公存款/对公贷款约为80％，表明虽然企业部门在银行的贷款较多，但净负债(占GDP)并没想象的高。此外，对公定期存款占比接近50％，说明企业闲置资金较多，也即流动性进而偿债能力较好。
低抵押率安全
越发趋紧的房地产调控看似对银行房贷质量越发不利，甚至一度被视为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从长期看，监管机构在房价高涨时期提高按揭首付比例，有利于降低银行体系的风险积累。当然，市场不看长期，关注的是短期。
其实，就短期而言，银行房贷风险也没有市场想象得那么大。
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生死存亡以后，开发商普遍比以前更加谨慎。2009年以来的许多地王，更多出自不缺钱的央企之手。2009年及今年一季度的销售形势非常好，开发商后续流动性压力大于2008年的可能性不大。银行开发贷款的压力不大。
按揭贷款这一块，市场普遍担心的是未来几年中国会不会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但两国不同的国情和制度，又为银行资产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
普通的百姓，即使房价下跌致负资产，最终仍不得不继续供款。一般的人，还款来源主要是工薪收入，房价下跌并没有大幅改变收入构成。加上国内尚无《破产法》，即使违约，债务仍将永续存在，债权人和法院还保留有追缴权。由于银行信用记录的留存，意味着违约者以后难以获得银行信贷再次购房，这些都无疑大大降低了普通百姓违约的动机。
按揭的风险主要在于投机需求。不过，去年下半年开始，各银行已逐渐收紧二套房贷，首付普遍提到了三四成，再加上房价这段时间以来的上涨，当前许多按揭的贷款额度，可能仅相当于房价的一半。换言之，除非房价下跌50％，否则普遍违约不会很高，而且即便违约，银行贷款抵押物也足够充足。
充足的贷款抵押，又为银行提供了额外的安全垫。当前银行贷款的抵质押率，一般不超过60％-70％，看来，银行对房贷风险有足够的忍耐力。
还有一种观点，房地产的调控必然带来房价的下跌，进而导致土地价格的下跌。由于许多融资平台贷款，都以土地作为抵押，这将意味着抵押品的贬值，进而违约率的大幅提高。
这种担忧没有现实基础。每一笔贷款，都有规定所谓的第一还款来源，而抵押品通常是第二还款来源。这意味着，抵押品贬值是否会大幅提高违约率，关键在于抵押品的贬值是否会大幅损害第一还款来源，以及借款人的还款意愿。
对于还款意愿，如上述分析，地方政府也想维持和银行的良好关系，而中央也不会同意地方主动违约，因此，主动违约不会大幅上升。
而第一还款来源，关键在于土地的贬值是否大幅拉低经济的增长进而税收的收入，还有就是在建项目，诸如高速公路的现金流等。换言之，第一还款来源，主要在于经济本身，而非土地价格。
其实，土地价格是否真能大幅下跌，尚无定论。不管如何，地方政府是土地的唯一卖方，有着土地的绝对定价权。
退一步说，即使房价下跌，是否就会持续长期低迷？如果不是，意味着地价在一段时间之后仍将回升，这并不严重损害融资平台长期的还款能力。
银行的许多平台贷款，合同签订大都在2009年上半年或之前，土地评估以当时的价格为基准，并且抵押率通常只有50％。这一年多以来，土地价格已大幅上涨，只要未来跌得不严重低于2009年上半年的价格，则抵押仍充足。
因此，无论是按揭贷款、融资平台贷款，还是其他对公贷款，抵押品与信用风险的关系，均是一样的道理。从上述分析可见，普通老百姓和地方政府的还款意愿是有的，还款能力也没有市场预期得那么差。
平台贷款无虞
客观地说，融资平台贷款，不能说一点风险没有，但风险没想象得大，对上市银行的影响会更小。其实，融资平台贷款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执行力。
目前，市场担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信用不好会赖账;中央可能不管，因为银行都上市了，出事有股民背着。
不过，地方政府主观上想赖账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是中央不会允许地方赖账，其次，地方政府也不想破坏与银行的关系，一旦违约，银行势必收缩当地信贷，结果是该地区的经济长期萧条。
为什么说中央不会不管，而且一定会事先解决。因为银行体系对中国经济太过重要，如果这个体系出事，对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目前看，中央选择事前解决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成本远低于事后救助。事后救助，一方面是经济所受的负面冲击不可估量;另一方面是银行的不良资产生成将大幅提高，结果是，实际需要中央给予的资金支持也将大幅提高。
银行上市被抛弃论讲不通。目前银行体系80％的权益在政府手里，政府为从股民身上获取蝇头小利，而放任银行体系崩溃进而拖垮经济，几乎不可能。
投资者不否认政府解决融资平台贷款的决心，只是认为政府无能力解决:地方政府还不起钱，中央政府无能为力。
当前融资平台贷款的规模约为7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33万亿元GDP的20％。即使如部分人估算，2012年达到12万亿元，也不超过GDP的30％(届时GDP将超过40万亿元)。
此规模不算小，但考虑到中央政府有极高的转移支付能力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还款能力，也没到失控的地步。
中央较好的转移支付能力，源于其较低的负债水平。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20％，加上地方，也仅为40％-45％，远低于美国，也低于其他几乎所有的经济体。大部分的国家，该比例都在100％上下。
地方政府的还款能力，也没想象的差。中国的地方政府手里握有大量的土地、矿产和地方国资，兴建的许多基础设施，还可以收费。这些都是还款能力的保证。
接下来就是政府该如何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无非是围绕着存量风险的化解，增量风险的防范，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平衡，以及地方融资渠道的解决。6月10日国务院下发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的通知，就是中央政府鲜明态度的强烈体现。
通知规定:对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债务，要按照协议约定偿还，不得单方面改变原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得转嫁偿债责任和逃废债务。这样，从国务院的高度，明确地方政府必须对融资平台贷款负责，地方政府首先为平台贷款的风险买单。从最高行政级别的高度，保障银行作为贷款人应有的权利，提高银行谈判地位，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设立安全底线。
通知对债务和平台的分类管理，有助于逐渐化解风险。对公益类且依靠财政资金偿还的项目贷款，规定该类项目不得继续通过融资平台借款，预计该类项目的新增贷款主要通过财政预算、中央发行地方债、市政债等方式筹集，从而杜绝了银行对该类项目新增贷款的风险。对于该类项目的存量贷款，预计会采取财政预算还款、债券置换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逐步地较长时间的被替换。由于该类项目将逐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因此，该类贷款风险大幅度下降。
而对于依靠自身收益偿还债务的项目贷款以及非公益性的项目贷款，也加强规范。通知规定该类项目原贷款按照商业化标准重新审核，按照“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保全”的原则进行全面清理。对于相关的平台公司，要求充实公司资本金，完善治理结构，实现商业运作，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在管理通知下发后，预计地方政府会采取注入地方资产(土地、矿产和国有企业股权)、地方国有企业担保、项目收益权明确以及引入民营投资者等办法，做实该部分贷款，以符合银行商业化审贷的要求，从而能降低该类贷款的风险。
不过，该类贷款风险的降低取决于地方政府可控资源的多少以及地方政府意愿。该通知有助于银行与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的提高，而银行可以通过控制未来当地信贷额度提高谈判筹码，因此，地方政府是有意愿做实平台贷款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系统性风险会逐渐减少。
总之，现在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不必过于看重，如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出现大问题，最终肯定涉及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信用问题。国务院提前将该类问题暴露，并将建立全口径管理和动态监控机制，使得该方面信息逐渐透明。在可控时处理该类风险，从而使得系统性风险可控。
还有一种观点，房地产的调控必然带来房价的下跌，进而导致土地价格的下跌。由于许多融资平台贷款，都以土地作为抵押，这将意味着抵押品的贬值，进而违约率的大幅提高。
这种担忧没有现实基础。每一笔贷款，都有规定所谓的第一还款来源，而抵押品通常是第二还款来源。这意味着，抵押品贬值是否会大幅提高违约率，关键在于抵押品的贬值是否会大幅损害第一还款来源，以及借款人的还款意愿。
对于还款意愿，如上述分析，地方政府也想维持和银行的良好关系，而中央也不会同意地方主动违约，因此，主动违约不会大幅上升。
而第一还款来源，关键在于土地的贬值是否大幅拉低经济的增长进而税收的收入，还有就是在建项目，诸如高速公路的现金流等。换言之，第一还款来源，主要在于经济本身，而非土地价格。
其实，土地价格是否真能大幅下跌，尚无定论。不管如何，地方政府是土地的唯一卖方，有着土地的绝对定价权。
退一步说，即使房价下跌，是否就会持续长期低迷？如果不是，意味着地价在一段时间之后仍将回升，这并不严重损害融资平台长期的还款能力。
银行的许多平台贷款，合同签订大都在2009年上半年或之前，土地评估以当时的价格为基准，并且抵押率通常只有50％。这一年多以来，土地价格已大幅上涨，只要未来跌得不严重低于2009年上半年的价格，则抵押仍充足。
因此，无论是按揭贷款、融资平台贷款，还是其他对公贷款，抵押品与信用风险的关系，均是一样的道理。从上述分析可见，普通老百姓和地方政府的还款意愿是有的，还款能力也没有市场预期得那么差。
平台贷款无虞
客观地说，融资平台贷款，不能说一点风险没有，但风险没想象得大，对上市银行的影响会更小。其实，融资平台贷款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执行力。
目前，市场担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信用不好会赖账;中央可能不管，因为银行都上市了，出事有股民背着。
不过，地方政府主观上想赖账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是中央不会允许地方赖账，其次，地方政府也不想破坏与银行的关系，一旦违约，银行势必收缩当地信贷，结果是该地区的经济长期萧条。
为什么说中央不会不管，而且一定会事先解决。因为银行体系对中国经济太过重要，如果这个体系出事，对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目前看，中央选择事前解决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成本远低于事后救助。事后救助，一方面是经济所受的负面冲击不可估量;另一方面是银行的不良资产生成将大幅提高，结果是，实际需要中央给予的资金支持也将大幅提高。
银行上市被抛弃论讲不通。目前银行体系80％的权益在政府手里，政府为从股民身上获取蝇头小利，而放任银行体系崩溃进而拖垮经济，几乎不可能。
投资者不否认政府解决融资平台贷款的决心，只是认为政府无能力解决:地方政府还不起钱，中央政府无能为力。
当前融资平台贷款的规模约为7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33万亿元GDP的20％。即使如部分人估算，2012年达到12万亿元，也不超过GDP的30％(届时GDP将超过40万亿元)。
此规模不算小，但考虑到中央政府有极高的转移支付能力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还款能力，也没到失控的地步。
中央较好的转移支付能力，源于其较低的负债水平。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20％，加上地方，也仅为40％-45％，远低于美国，也低于其他几乎所有的经济体。大部分的国家，该比例都在100％上下。
地方政府的还款能力，也没想象的差。中国的地方政府手里握有大量的土地、矿产和地方国资，兴建的许多基础设施，还可以收费。这些都是还款能力的保证。
接下来就是政府该如何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无非是围绕着存量风险的化解，增量风险的防范，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平衡，以及地方融资渠道的解决。6月10日国务院下发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的通知，就是中央政府鲜明态度的强烈体现。
通知规定:对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债务，要按照协议约定偿还，不得单方面改变原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得转嫁偿债责任和逃废债务。这样，从国务院的高度，明确地方政府必须对融资平台贷款负责，地方政府首先为平台贷款的风险买单。从最高行政级别的高度，保障银行作为贷款人应有的权利，提高银行谈判地位，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设立安全底线。
通知对债务和平台的分类管理，有助于逐渐化解风险。对公益类且依靠财政资金偿还的项目贷款，规定该类项目不得继续通过融资平台借款，预计该类项目的新增贷款主要通过财政预算、中央发行地方债、市政债等方式筹集，从而杜绝了银行对该类项目新增贷款的风险。对于该类项目的存量贷款，预计会采取财政预算还款、债券置换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逐步地较长时间的被替换。由于该类项目将逐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因此，该类贷款风险大幅度下降。
而对于依靠自身收益偿还债务的项目贷款以及非公益性的项目贷款，也加强规范。通知规定该类项目原贷款按照商业化标准重新审核，按照“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保全”的原则进行全面清理。对于相关的平台公司，要求充实公司资本金，完善治理结构，实现商业运作，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在管理通知下发后，预计地方政府会采取注入地方资产(土地、矿产和国有企业股权)、地方国有企业担保、项目收益权明确以及引入民营投资者等办法，做实该部分贷款，以符合银行商业化审贷的要求，从而能降低该类贷款的风险。
不过，该类贷款风险的降低取决于地方政府可控资源的多少以及地方政府意愿。该通知有助于银行与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的提高，而银行可以通过控制未来当地信贷额度提高谈判筹码，因此，地方政府是有意愿做实平台贷款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系统性风险会逐渐减少。
总之，现在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不必过于看重，如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出现大问题，最终肯定涉及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信用问题。国务院提前将该类问题暴露，并将建立全口径管理和动态监控机制，使得该方面信息逐渐透明。在可控时处理该类风险，从而使得系统性风险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