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鬼也能当红军” ——访红军失散人员钟发镇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80周年之际，记者于10月15日前往兴国，在长冈乡长冈村等地寻访当年的亲历者，去回望他们亲身经历的那段交织着艰辛与激情的岁月。

钟发镇为自己曾是名红军战士感到无比自豪。

已是耄耋老人的钟发镇在院里喂鸡。

　　列宁小学 学新文化

　　“是记者来啦？那我要去换件衫子来。”在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纪念馆后面不远处的一个小院内，记者找到了92岁的红军失散人员钟发镇。当记者举起相机对准正在喂鸡的他时，他对记者说，等会儿拍，他要先去换件衣服。

　　“1919年12月，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家里好苦，没有田耕。7岁那年，父亲说没文化永远都吃亏，没饭吃也要供我去念书。那时的私塾，先生教《三字经》《四书》等老书。11岁时，红军来了，苏维埃政府的同志在长冈成立了贫农团，搞分田运动，还成立了长冈列宁小学，就是现在毛泽东作长冈乡调查纪念馆那里。我和村里二三十个7岁以上的小鬼，都进了列宁小学念书。读书不要钱，但笔墨纸要自备。列宁小学不学老书，改学新书。”钟发镇说。

　　记者问：“钟爷爷，列宁小学要学些什么？”钟发镇老人说：“哎呀，老了，记不清了，我想想，教的内容有反对地主坐着享福吃现成，反对封建观念，要男女平等，讲卫生，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天下太平国富民强等。上的课有国语、算术、政治、唱歌、图画，还要做操。”

　　老人回忆说，有时红军也会来列宁小学上课，组织同学们参加站岗放哨、维护治安、开展宣传、慰问红军、帮夜校群众识字等活动。农忙时，他们除了上课外，还要参加生产劳动，帮代耕队种红军公田，帮红军家属挑水砍柴、收割庄稼等。列宁小学的同学都参加了少年儿童团。有时，他们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或军事训练。教员还鼓励同学们写文章，村俱乐部的人会抄到学校墙报上。

　　人没枪高 一心当兵

　　1932年8月，在“先有国，后有家，踊跃当红军，保卫苏维埃”的扩红口号中，钟发镇路遇一名正去乡政府报名参加红军的同学。他听说后,也要跟着去参加红军。同学说：“你几岁了？”钟发镇说，“我快13岁了。”同学边走边说：“你太小，可能不行。”钟发镇急着跟上步伐说：“你也就14岁，你能当，我也能。”

　　两人到乡苏维埃政府招兵点后，钟发镇被招兵的干部回绝。可钟发镇不肯走。招兵干部将步枪竖在他身边，一比，说：“小鬼，你还没枪高，还是回家去吧。”钟发镇赖着就是不回，缠着干部要当红军：“我不管，小鬼也能当红军！”招兵干部没办法，说：“小鬼，那你就去当招呼兵吧。”

　　招呼兵,就是红军医院的卫生兵。

　　报名参加红军的第二天，钟发镇被派往兴国茶岭的后方医院，每天烧开水，给伤员倒水洗脸、喂饭、搞卫生等，照护伤员。

　　1933年，钟发镇被派往瑞金红军军医学校招呼兵训练班培训半年，学习上药、消毒等护理知识。学习期满后，钟发镇被分配到瑞金红军医院。1934年初，钟发镇又被调往于都的第一后方医院当医护员。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出发前，红军医院整编，愿意留下的随大部队转移，愿意回家的发两块大洋遣返。一心当红军的钟发镇坚决留下，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当宣传员。

　　“在瑞金红军军医学校学习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一起去过毛主席住的地方。我们激动地在大门外张望，希望能刚好见到毛主席。可等了好久，也没见到，但我们都很激动！”钟发镇笑着告诉记者。

　　漫漫征途 不畏艰辛

　　其实，红军宣传员比普通战士要辛苦。每次行军，宣传员都要先出发，在途中的山坡上或桥头上宣传鼓动。比如过夹金山，部队是白天登山，宣传队却是每人背一竹筒姜汤，半夜开始登山，在沿途险要处留下来，待部队上来时进行宣传鼓动:“同志们，一切困难都是能克服的！不可坐下休息！下定决心，坚决胜利翻越！”大部队通过后，宣传队的同志又要留在后面，招呼掉队的官兵。钟发镇说，当时年仅15岁的他，个子矮小，体重不足100斤。行军途中，他打着赤脚，顶风冒雨，边走边宣传，不知道什么叫苦和累。饿了，嚼嚼布包里的生米；渴了，就捧把路边的积水喝。

　　“泸定桥是由13根铁索连成的桥。两边有两根铁索作为护栏，底下并排9根铁索。我到的时候，铁索虽炸坏了几根，但木板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桥好高，水好急，巨大的水声，震耳欲聋，令人晕头转向。战友们大多是大人，可以扶着两边的护栏过去，可我个子小，抓不牢桥两边碗口粗的护栏。走在上面，摇摇晃晃，吓得我心扑扑直跳，只好趴在木板上，闭上眼睛爬过去。”

　　“过泸定桥前，我因招呼两位伤兵，帮他们背行囊，落了尾。到达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下时，我终于追上了部队。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远远地看见了我，奔跑上来，猛地把我抱起，兴奋地说，‘小鬼，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没想到你竟能跟上来。’”

　　“爬雪山时好冷！雪有几尺厚。好多同志坐下几分钟，就再也起不来了。出发前，有个老乡送给我一双草鞋，但我的脚趾还是全被冻烂了。那个老乡，我后来再也没见到过。过草地时，连野草都没得吃，肚子饿得很。记得过完草地后，一条几十米宽、两米多深的河挡住了去路。工兵连的同志一个个下到水里，手拉着手，给大家当栏杆，大家扶着过去。但我太矮小过不去，只好拉着军长孙玉清的战马尾巴过河。”钟发镇滔滔不绝地述说着往事，说到激动之处，还不停地做起手势。

　　古浪战役 惊险突围

　　钟发镇回忆说：“在甘孜会师后，红一方面军调了一批技术干部到红四方面军，我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学习了一个月的电报翻译知识后，我开始担任红九军译电员。随军西征至甘肃古浪县时，我们遭遇了国民党军近两万骑兵。战斗从清晨开始，直至黄昏，敌人动用了飞机大炮，古浪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古浪城外的阵地前，尸横遍野。第二天凌晨3点，军政委陈海松来到我身边，说，‘小钟，徐总指挥有没有什么最新指示？’仅穿一件单衣的我颤抖着答道，‘没有。’政委问我，‘小钟，你怕吗？’我回答说，‘不怕，政委。’政委说，‘很好。’随后，政委脱下一件缝了无数补丁的军衣披在我身上，拍拍我的脑门，转身出门了。那一夜，我彻夜未眠，死死盯着那台再熟悉不过的收（发）报机，生怕错过上级的任何指示。”

　　钟发镇回忆道：“1936年11月18日，天刚亮，敌人就用6门山炮将城墙轰开了一道八九米宽的口子，然后挥舞马刀冲入城内。中午12时，守卫山头的一个团全部壮烈牺牲。陈海松政委率领军部机关同志一起，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我人小，趁敌人不注意，就躲避在暗处，专砍敌人的马腿。那天，我到底砍了多少马腿，自己都搞不清楚，反正刀刃砍卷了，脸上、衣服上全是血。”

　　“下午4时，我见陈海松政委的左手受了伤，血流如注，赶忙冲上前去，说：‘政委，您受伤了。’陈海松这才发现自己伤得不轻，左手已拿不住东西。我简单为他包扎完后，他又捡起驳壳枪，带领大家向敌人冲去。突围到永昌县时，我们军只剩下一百多人。”钟发镇说。

　　炮火声中 翻译密电

　　古浪战役失利后，红九军进行了缩编，钟发镇被编入李先念的红三十军。

　　钟发镇说：“1936年12月12日，我们在甘肃永昌与国民党部队展开激战。当时，我正在李先念的房间里接收翻译陕北密电。刚译几个字，就听炸弹巨响，我赶紧趴在地上。后来炸弹在李先念的门口爆炸，灰土把屋子全蒙住了。为了躲避炸弹，李先念让人在门前挖了一条战壕。战壕刚挖好，又一颗炸弹在门口爆炸，屋子里堆满了灰，电台、桌上厚厚的一层灰土。待我从灰堆中扒出刚接收的电报时，发现这是一份从延安发过来的紧急电报。电文是：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

　　钟发镇说，当时他怕翻译错误，逐字逐句又核对了3遍，可刚核对完，国民党飞机又扔下一颗炸弹，屋内升起一股烟雾。被掀起的泥土埋住了他，他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他摸索着爬出门外，飞跑着把电报交到了正指挥作战的李先念手上，这时，他又被炸弹爆炸的气浪掀了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上。

　　“李先念接过电报，手在发抖，连问我几遍：‘小钟，这份电报有没有翻错？’我回答：‘没错，肯定没错，对了好几遍了。’第二天，国民党军队仍然不断地进行着猛烈攻击。红三十军的战士们拿着大喇叭，对着国民党军队的阵地高喊：你们的蒋委员长被捉住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钟发镇说,他对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天，敌人停止了进攻，西路军指挥部命令我们进入祁连山打游击。红三十军行军到康隆寺，再次遭遇敌人围攻，电台被毁，部队被迫分散突围。李先念决定让军部张特派员带着我和另几名机关战士进山打游击。就这样，我永远离开了心爱的译电员岗位。进入茫茫大山后，由于缺乏游击常识，御寒的火堆没有及时扑灭，我们被敌人发现。然后，一行9人一起被捕。”

　　钟发镇回忆，被捕后，他和两个四川女战士被押送到青海省西宁市，成了敌团长李跃廷的家仆。一年后，他被单独送往劳改营，在黄河边上替敌人开荒种地和淘金，一干就是四年。1941年，钟发镇趁跟随军需官去西宁领粮时逃离，并在李跃廷姨太太（江西樟树人）的帮助下，获得一张路条，趁夜逃往西安。他本想去延安找部队，但路条过不了潼关，只好取道洛阳，一路乞讨返回家乡。

　　后记

　　4个月后，死里逃生的钟发镇回到兴国长冈老家，一直没敢出门。直到兴国解放，他才出来工作，先后担任民兵连长、石灰厂厂长等。1963年，他响应号召，回乡务农。令他欣慰的是，“娃娃亲”老婆为他生的两个儿子，都先后考上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