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今天，56岁的黄丽一家六口经历了北京市医保的巨大变迁。从一家人省着吃药，到老人、小孩都有大病医保；农村亲戚从有病自己“扛”，到“小病不出村”，30年来的变化，让黄丽一家渐渐没有了看病之忧。
1978年以前 六口之家省着吃药
黄丽是家里的老大，青年时跟随父母和弟弟妹妹住在北京复兴门大街的一个大院里，和那个时代的女孩一样，上学、分配进工厂、帮父母负担家庭开支、结婚、生子，从“抚养”弟弟妹妹到抚养自己的孩子，从父母退休熬到自己退休……
1969年，17岁的黄丽毕业分配进入工厂，成为家里除了父亲外第二个有“正式”工作的人。父亲是建筑单位的技工，每个月66块钱收入，黄丽上班后每月能挣16块钱。
那年月，只有“正式”职工才能享受医疗报销。没工作的妻子、还在上学的孩子、没有退休单位的老人和远在郊区的亲戚都要自己花钱看病。大家最怕的就是生病。
“看感冒花的几块钱，是母亲辛辛苦苦给人织十多双毛线袜子换来的。”黄丽回忆。小时候，母亲常在家里“做活儿”补贴家用，除了织袜子，还糊过洋火盒，帮印刷厂叠页子，帮纺织厂纺羊毛……全是街道帮忙揽的活，黄丽一有空就帮母亲干。
当时，她的两个弟弟十四五岁，最小的妹妹才8岁。妹妹身子骨弱些，一到秋冬季就爱感冒发烧。妹妹看病不能报销，为了节约开支，家里就给她吃点简单的药让她“扛”过去。家里的药是父亲看病时开的，不多，用白色的小药袋装着。“父亲省着吃药，给我们节省下来，主要是给妹妹留着。”她说。
那时，常见的消炎药只有几种：ABC、土霉素、长效磺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的四环素会使小孩的牙齿发黄。黄丽笑着说，妹妹就有一口“四环素牙”，长大了还时常遭人笑话。
上世纪80年代初 遗憾没看到父亲合眼
上世纪70年代初，黄丽的两个弟弟陆续参加工作，生活不那么困难了，一家人也从复兴门大街搬到西单一带的胡同里。
随着年纪增长，父母去医院越来越频繁。“那时看一次病要折腾一整天。”每次父亲看病，她都要去父亲单位的卫生室取一种 “三联单”，单子每一联都写上父亲的姓名、性别、年龄、职务等信息，医务室人在每一联盖上单位的“红戳”，撕下一联留底，她就把单子拿回来，再带父亲去医院。看完病，大夫也会撕下一联单子，然后医院直接找单位报销。那时，黄丽的母亲看病可以通过父亲单位报销，但比例只有一半。
1985年，黄丽一家从胡同搬迁进了楼房，她和爱人住进了两居室，父母住在同一栋楼的一层。弟弟们相继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妹妹在幼儿园工作，收入稳定。但是那一年，境遇好转的生活再次蒙上冰霜。
黄丽56岁的父亲患了偏瘫，只能退休回家养病。退休后，父亲每月只能拿到上班时工资的70%——60多块钱。那时，我国已进行医疗
保险制度改革，职工医疗费不再完全由企业负担，企业职工每月会从工资里掏一部分钱交“医疗保险”，企业也交一部分。根据工龄长短，职工自己掏的份额不一样。
“父亲退休前工龄超过了30年，自己掏10%就行了，有了保险后，看病报销的就多了。父亲瘫痪后定期检查、吃药和针灸治疗的费用，大部分都能报销。”黄丽还记得那时父亲常吃的药叫“活络丹”。
父亲每次住院，黄丽都要先去他的单位取来一张空白支票押在医院。她在城南的工厂上班，工作很忙，有时父亲的“三联单”和支票要50多岁的母亲去取。她从复兴门走到天宁寺，再走回家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到建工医院。看一次病要折腾一整天。
黄丽记得，父亲最后一次住院的支票是她去拿的。父亲病危，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陪在床前，等到她手里攥着支票赶到病房门外时，已听到了母亲的哭声……父亲去世了。
“要是搁现在，我一定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的。”黄丽感慨。
上世纪90年代 定点医院任选三家
1996年，黄丽44岁，弟弟妹妹都已成家，她自己的儿子也考上大学。那种谁家门口钉个奶箱就算高档生活的年代早已过时，黄丽和爱人的工资从70多块钱涨到700多块。
她把婆婆接到家里养老。老人的退休金每年都涨。1999年时，婆婆的退休金已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60多块钱涨到了900多块。
家人上医院看病不再需要“三联单”，不再只限单位的定点医院看病，住院也不需要上工作单位拿支票。每个职工可以任选3家医院，此外还能在自家门口就近选一家。“医院的治疗水平高了，药也多了，医院的药房分中药和西药两种。看完病拎着琳琅满目的药回家，每天吃几次、吃多少，看看说明书就全知道了……”黄丽说。
黄丽婆婆的定点医院选在北大医院，但她很少去，平时的头疼脑热就在离家不远的医院看。赶上儿女上班时间，她就自己溜达着去，出门口走一刻钟就到了，看完病路过市场还能捎点菜回家。用老人自己的话说：“心里踏实多了，也不用老麻烦儿女。”
婆婆没有后顾之忧了，黄丽仍担心自己的母亲。母亲年轻时没工作，自然没有退休金，尽管孩子们都上班挣钱了，但要供自己的孩子上学。老人最害怕得大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