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完成65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发行的建设银行，又通过了更大规模的二级资本债发行计划。
9月22日，建设银行公告，通过了拟发行1600亿二级资本债的议案。9月以来，中行、光大和浦发等多家大行分别完成了包括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在内的资本工具的发行，股份行和国有行发行规模已达2200亿元，用于满足各行资本补充的需求。
银行研究者对券商中国记者分析，银行近期集中发债，一方面可能是银行大规模赎回已到期的资本工具，并做出债券续发；另一方面可能是大行面临的TLAC监管要求所做出的准备。分析人士认为，后期各银行可能还将陆续发行永续债、可转债及优先股等，用于补充资本。
建行计划再发1600亿元二级资本债
9月22日，建设银行公告称，董事会通过了《关于发行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议案》（下称“议案”），同意建设银行在取得股东大会及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的条件下，拟发行不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等值的二级资本工具。
《议案》显示，此次计划发行的债券是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用于补充该行二级资本，债券利率按照市场利率确定。当债券发生发行文件约定的触发事件时，采用减记方式吸收损失，发行市场包括境内外市场，期限不少于5年。
《议案》明确，此次通过发行计划，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止。届时根据相关监管机构颁布的规定及审批要求，结合具体情况，决定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的具体发行方案和条款。
今年以来，建设银行已经完成了两次境内外二级资本债的发行。据建设银行官网显示，6月24日，经银保监会和央行的批准，建行在境外发行了2030年到期的20亿美元二级资本债，品种为10（5+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债券初始固定利率为每年2.45%，较同期限美国国债利差为215BPS，创全球同期限资本工具最低发行价格。
而就在9月14日，建行刚刚完成总规模为650亿元人民币的10（5+5）年期固定利率二级资本债券的发行，票面利率为4.20%，用于补充该行的二级资本。
实际上从资本充足率来看，建行的资本补充需求相比其他大行并不迫切。据该行2020上半年财报，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建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6.62%，虽比去年末下降0.9个百分点，但仍是四大行中资本充足水平最高的银行。
对于建行今年完成境内外两次二级资本债发行，又在近日通过160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发行计划，民生证券首席分析师郭其伟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目前银行资本补充仍有缺口，银行会选择先从比较好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入手。
天风证券银行首席分析师廖志明对券商中国记者说，这可能是对此前债券已到期赎回后的续发计划。“一般二级资本债是‘5+5’的期限结构，上市银行最早发行资本债很多是在2014年和2015年，银行到第5年把之前发行的先做赎回，然后会重新再发资本债”，廖志明称。
建行在半年报中表示，“本行资本管理的总体原则是，持续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基础上，保持一定安全边际和缓冲区间，确保资本可充分覆盖各类风险；优先通过内部积累实现资本补充，合理运用各类资本工具，优化资本结构”。
9月已发行2385亿元各类资本工具
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近日包括光大、中行、浦发等多家大型银行也刚刚完成发行各自的资本工具。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9月份各类型商业银行已经发布2385亿元各类资本债，其中二级资本债为1925亿元，永续债460亿元，以国有行和股份行规模最大。
9月22日，光大银行公告称，400亿元人民币的永续债发行完毕，票面利率为4.60%，用于补充该行的其他一级资本。21日，中国银行公告称，该行总额为750亿元人民币的二级资本债券已经发行完毕，票面利率为4.20%。
浦发银行9月10日宣布已经赎回2015年发行的300亿元二级资本债，一个星期后又公告，9月17日已经发行完40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据记者了解，这是该行今年第二次发布此类债券，8月3日，浦发银行就发行过一次规模为40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紧接着，9月18日浦发银行拟发行的500亿永续债又得到银保监会批复同意。
据了解，去年“工农中交”四家国有大行在银保监会已获批的二级资本债券发行规模就达3400亿元。
同花顺iFinD债券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3日，今年银行在境内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规模已经达到8700.8亿元人民币。其中，国有大行和股份行是发行上述资本工具的主力军。二级资本债规模为4489.8亿元，国有行已发行2200亿元，股份行已发行2200亿元；永续债为4211亿元，国有行和股份行分别发行2400亿元和1200亿元。
国盛证券研究所认为，疫情已经对实体部门造成了巨大冲击，实体经济需要更多的信贷支持。银行作为我国信贷投放的主要渠道，资产端将加速扩容，给资本金带来压力。数据显示，2020年二级资本债需求最大，在5000亿元以上。
国有行资本补充仍有TLAC监管压力
今年以来，各大国有银行仍在陆续披露各自的资本工具发行计划。
“目前在审批当中，已经公布的银行资本工具还有好几千亿，资本补充的压力还是存在的。”天风证券银行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表示，特别是今年受疫情的影响，主要的银行利润也明显出现了下滑，利润的下滑可能会对银行造成资本的压力。
同时，廖志明认为，四大行还有较大的资本债发行计划也跟国有大行将来面临的TLAC监管要求有关。“银行为了满足TLAC的要求做一些准备，因为仅看资本充足率，四大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很高，对于监管的下限要求有较大空间，但未来满足TLAC的要求，会有一定的压力，这时发行资本工具，也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据了解，2015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提出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框架，监管对象主要涵盖G-SIBs（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集团和重要附属子公司。按照FSB规定，我国作为新兴市场最晚应在2025年和2028年分别达到16%和18%的TLAC监管要求，且纳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还需承担一定的附加资本需求。
2019年初，标普信评发布研报《中流砥柱：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信用质量研究》表示，虽然国有大行的披露口径资本充足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由于它们采用内评法计算资本充足率，导致资本充足率指标与国内其他使用标准法的银行之间的可比性有限。
标普信评在研报中预计，2020年国有大行的资本工具发行量将会继续增加，以进一步提升其资本充足性，但是要实现TLAC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此外，银行各类资本工具的大量发行也可能导致供需失衡。廖志明对券商中国记者分析，未来银行资本工具可能会随着银行理财的转型，导致需求不足的问题，即供给很多，需求却未必能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