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稳汇率”比“汇改”更重要

　　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较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会否破“7”被再度热议，宏观经济也不够稳定，中美贸易摩擦前景不明，因此目前并非放开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好时机。由于预期有自我实现和自我加强的特点，汇率如跌破重要关口，将引发市场预期的重新调整，进一步下调对汇率的估值，并引发大面积止损性的交易，人为地“制造”汇率贬值，使汇率超调，维持汇率稳定也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这不禁让人想起2016年年末的那一场汇率和外汇储备的“保卫战”。当时我曾明确提出，要抓住稳定汇率预期的最佳时机，在贬值预期尚可控的时期，以较低的成本稳定汇率，能够有效减少恐慌情绪，增强公众信心，避免出现外汇储备不保、汇率失守的“双输”局面。实际上，并不存在“保汇率”还是“保储备”二者择其一的问题。实践也已初步证实，最近一两年来，我国汇率调控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是正确的，它既维持了汇率的基本稳定，也没有使外汇储备过度减少。

　　目前，无论从短期内我国经济金融所面临的各项约束看，还是从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考虑，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都十分重要，汇率稳定的收益是远远大于其成本的。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下“汇改”不宜单兵突进。“汇改”的好时机往往是在国内外经济比较稳定的时期，尤其是国内基本面较好的时期。而目前我国经济有下行压力，这可能会让汇率进一步承压。但越是如此，越不宜单兵突进地进行“汇改”。尤其是经过多年改革，人民币汇率定价已经比较市场化，资本流动对我国汇率定价的影响越来越大，汇率的资产价格属性在增强。在目前的经济金融形势下，如果放任汇率自由浮动，恐怕无法起到平抑资本流动的效果，而是适得其反。

　　二是汇率浮动并不能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著名的“三元悖论”指出，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或独立性）这三者不能同时满足。而实践中，大多数国家广泛使用了中间政策选择，并以宏观审慎管理措施缓解所谓的“三角冲突”。也有研究表明，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还可以通过经常项目和资产价格渠道影响宏观经济，从而要求货币政策作出相应的反应，制约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三是汇率稳定有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稳定的汇率将扩大经济主体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范围。例如欧元区（可将其看作固定汇率制的一个特例）成立后，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3.74万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8.96万亿美元，年平均增速达到11%。目前汇率风险对我国贸易部门的价格传递效应仍然较高，生产者要被迫承担汇率风险，制约了人民币自由浮动的空间。此外，随着G20会议临近，中美贸易谈判正迎来关键的时间窗口。如果目前放任人民币汇率顺周期贬值，则易导致原本就剑拔弩张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四是稳汇率适合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和我国经济发展。人民币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但市场占有率仅1.68%。同时，人民币在储备货币中排第七位，占比仅1.39%。显然，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途，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也不应急于求成。但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较为稳定的汇率，有利于建立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的信用。正如美元在国际化之初是与黄金挂钩的（即金汇兑本位制），这有助于美国政府赢得抗通胀的信誉。而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当时的美元已经成为世界货币了。

　　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汇率制度的制定和汇率政策的选择理应是服务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工具，汇率的灵活、双向波动本身应是有效缓解外部冲击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更不应因此而反向制约宏观经济金融调控的主动权。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汇率选择的复杂性。我国金融市场深化程度不足、经济体制有待完善，经济结构仍在转型过程中，因此，推进“汇改”需要我国经济、金融领域各项改革的协调配合。对汇率浮动进行一定管理，是我国目前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而随着我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以及经济转型升级和平稳健康发展，中国将越来越少地受到汇率波动的制约，对汇率风险的转嫁能力会更强，也就不存在所谓“浮动恐惧”了。

　　（盛松成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龙玉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反映作者观点，不代表所供职机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