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晓宴 上海报道
2016年谈
银行理财，热门资产清单上一定少不了“基金”，包括政府引导基金、产业基金和并购基金。
这是银行投行资管化的产物，银行资管人士喜欢用“基础资产创设”的概念。反过来，从投行的角度看，除了银行传统
贷款外，怎样给需要钱的主体
融资，银行理财资金便是重要来源。
与银行投资传统非标准化债权，即我们平时常所说“非标”不同的是，银行理财参与政府和企业的相关融资，在“名股实债”的过渡基础上，已经开始探索“同股同酬”的真股权投资。
由于此类投资主要始于2014年下半年，而基金期限多为“3+2”（年），因此目前效果未知。就政府类基金项目而言，通过政府债务置换的改革，收益（政府的负债）与原来相比明显下降，银行理财投资端收益下行的压力增大。
“非标”投资基金化
今年初，21世纪
经济报道从各家银行多方了解到，“资产荒”背景下，2016年银行理财加大产业基金、并购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的配置力度。
浦发银行与清科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引导基金与区域及产业经济发展专题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9月底，国内共成立980只政府引导基金，其中789只已披露基金规模，共计3.3万亿元。
《报告》显示，政府引导基金注册地的区域来看，截至今年9月，浙江、广东和山东、江苏、山西（后三个并列）的成立支数排名前三，分别为82只、80只和65只。从设立规模来看，湖北、广东和新疆为前三，分别为3501亿、2634亿、2580亿。
以招商银行为例，截至今年6月末，理财投资政府引导基金业务余额为493.97亿元，较年初增长167.88%。
PPP基金也是今年理财投向政府的主流模式。“PPP项目前期中信银行介入较早，但后续银行之间拿项目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建行和农行拿下了市场上比较多的好项目。”一位股份行资管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另外，围绕上市公司的产业基金和并购基金的LP资金，也有大部分来自银行理财。某华南地区股份行截至今年9月末的统计数据显示，其产业基金投资规模为500多亿元，占理财余额比重约5%。
天津银行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刘刚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城商行的资管业务应承担起为全行创设资产的角色。“过去大银行资管，主要是做好资产配置，而没有
产品经理这个角色，没有向资产端延伸，或者是公司部、投行部已经在做了。”
刘刚领说，很多城商行过去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意识，对于客户的综合
金融服务是一个短板。城商行资管应该更多去承担类似职能，围绕政府和资本市场展开，在综合化金融上，在行内多担当一些推动的角色。
投资方式：股权VS债权
从基金的结构安排来看，一般采用的是结构化有限合伙模式。银行较少直接参与GP，至少理财资金主要是作为LP进入，且LP采用结构化分层，理财资金认购优先级份额。
以某股份行今年推进的一支PPP基金为例（如图），基金总规模为100.1亿元。其中，发起方A公司作为GP（普通合伙人）出资1000万元；A公司和银行共同募资组成LP（有限合伙人），前者作为劣后级LP出资15亿元，银行出资不超过85亿元，通过结构化资管计划，募集不同风险偏好资金。其中，优先级资金50亿元，中间级资金30亿元，劣后级资金5亿元。
在这样的交易结构中，劣后级资金相当于为优先级提供了安全垫。“一般来讲，除非项目特别好，一般都会做成‘名股实债’，安排每年固定收益（利息）。”一位股份行资管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否则如果项目一年没有任何现金回流，对于我们资产池的整体收益会受到较大影响，尤其如果规模比较大的话。”
整体而言，名股实债仍是目前最主流的模式。
“关键看现金回流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一位国有大行投行同业部人士表示，“不管是政府项目，还是上市公司做并购，真正能够看到好的现金流的，毕竟是少数。很多上市公司做并购，更多是把一个概念注入上市公司，实际上对它的产业链是不是有帮助，很难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某国有大行理财资金从2011年就开始尝试同股同酬参与基金，另有几家股份行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试水。
在该模式中，基金不设计优先劣后结构，银行资金完全平层，同股同酬进入，参股比例一般在25%以下，单笔金额不超过10亿元，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基金到期后，项目退出才分红。
“一般同股同酬的参与，LP会和大股东签一个对赌协议，期限内不能实现上市的话大股东要回购，相当于一个保障。”上海一名和银行有诸多合作的PE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如果被投项目一直没有注入上市公司，若投资人等不了太长时间，三年要有一个大概的结果。”
风险收益比之考量
前述上海PE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以股权还是债权形式参与基金，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承担的实质风险差别不大。
某华北地区股份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围绕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配套融资（投资）中，在尽调风控环节，一方面有传统的公司资产负债、现金流等方面的考察，同时也有专门的团队从资本市场角度进行评估，更偏投行思维。
上述上海PE人士还表示，银行理财资金作为LP参与企业并购，和PE公司投资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PE公司投资企业（战略），PE是主动的一方；而银行参与上市公司并购，上市公司是主动投资方。
具体来说，投资人在什么阶段介入上市公司并购也很重要。
“比如公司市值较小时，利益相关方可能少一些，大股东套现的客观和主观条件都没那么成熟；市值达到500亿以上，甚至1000亿以上的，各方利益诉求可能会复杂化，这在具体项目中会有差别。” 上述上海PE人士说。
相比起来，银行人士仍普遍相信政府类项目的风险最低。
西南某城商行一位投行人士表示，该行参与政府类项目，主要是纳入政府预算的采购项目，而非真正涉及特许经营权转让的PPP项目。
“过去两年政府给到我们每年7%-8%的收益率，不涉及项目后续的经营，等于我们不承担风险。”该投行人士表示。
不过，不同区域、不同评级的政府融资利率有较大差距。一位国有大行江苏分行投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其储备的政府项目，可纳入财政预算的，收益率多在4%-5%。
对比银行理财发行利率，利差基本不超过100bp。而过去政府类非标项目是拉高整个资产池的主要资产，老项目到期，新项目入池，如果最高收益资产和发行端成本都不超过100bp，银行理财投资负债利率倒挂的压力陡然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