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十年“蝶变”路：金融业改革近期目标实现

    [ 周小川认为，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改革的路还很漫长，“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大型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基石，但改革的顺利收官，只意味着中国金融业改革近期目标的实现。”]

　　从所谓的“技术性破产”到利润规模冠绝全球，中国银行业仅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2011年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序，工商银行、建设银行2010年的净利润分别达到325亿美元和264亿美元，分列全球第一、第二名。

　　若以一级资本排序，工行、建行、中行与农行分列全球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四位。而若以排序变动幅度而论，在位置上升幅度最大的全球十大银行中，中国银行业占据半壁江山。

　　仅仅在十年之前，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还高达20%以上。若按规定计提足值拨备，国有大行将严重资不抵债。正因如此，当时国外的部分学者给中国的国有大行冠以“技术性破产”的帽子。

　　十年之后，国有大行不但在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而且还完成了华丽转身，利润、资本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原因何在？这一切要归功于，发端于2002年下半年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

　　“技术性破产”

　　1999年末，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约3.2万亿，仅次于经济停滞不前的日本，居亚洲第二位。

　　巨额不良贷款对中国的银行业、金融业运行构成严重威胁。这一背景下，国家决定于1999年成立华融、长城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口银行的不良资产，至2000年7月，承接工作基本完成，共计剥离约1.3万亿不良资产。

　　但剥离不良资产依然没有触及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无法根本扭转国有银行的经营困境。按照新的贷款五级分类标准，2003年9月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约2万亿元，不良率达到21.38%。

　　在国外投资者眼里，即使21.38%的数字，也被认为藏有水分。2003年，标准普尔在其题为《中国银行观察》的报告中认为，巨额坏账已经引致四大国有银行技术性破产。

　　客观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背负如此沉重的不良贷款包袱，一方面与银行自身经营管理不善有关；另一方面，政府干预、法律环境薄弱等也是不容忽视，甚至是主要的原因。

　　根据当时的调查分析，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约30%是受到各级政府干预导致的；约30%是对国有企业信贷支持所形成的；约10%是国内法律环境不到位、法制观念薄弱以及一些地区执法力度较弱所致；此外还有约10%是政府通过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所形成。

　　总的来看，只有20%的不良贷款是大型商业银行自身信贷经营不善造成的。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则从渐进式改革成本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和转型安排，没有为社会经济和企业结构的巨大调整预支足够的转轨成本，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实际是转轨成本的转嫁。

　　潘功胜认为，由于银行资金构成了企业负债的绝对主体，国有企业大规模改制和经济结构的大幅调整开始后，经济转轨成本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转制成本，就逐步转移到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积淀、演变并最终体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加之当时国有银行内控管理和信用文化的严重缺陷，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经营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