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踊跃探路 新一轮金融改革深化需“顶层设计”

　　随着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获批，一轮“自下而上”引发的金融改革拉开序幕。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温州金改依然获得了市场极高的关注度，并进一步激发了各地求变及做大做强区域金融的欲望。

　　深圳金改方案随温州而出。一直致力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则一直在谋求金融创新、先行先试。成都、天津这些具有区域优势的中心城市亦在探路金改，谋求壮大。

　　但各区域差异显著，谋变的侧重点亦存有明显的差异，这让发端于温州的“金改之风”看起来更像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试探，且显得“各怀心事”。众多专家认为，不能寄全部希望于区域金融改革带动我国整体的金融改革，很多涉及体制性的重大改革仍需“顶层设计”与整体推进。

　　地方金融改革升温

　　3月28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于素以民间金融发达闻名的温州而言，此次会议意义重大。

　　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正式敲定《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序幕由此铺陈开来。

　　方案的获批对于温州而言，似有些绝处逢生的意味。因为就在过去的2011年及至今日，一度频繁爆发的民间融资风险及多个企业主的“跑路传奇”。让温州面临前所未有的信心及信任危机。这也正是温州，而不是被寄予更高期望的上海或深圳拔得此轮金改“头筹”的直接诱因。

　　2011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恶化使得不少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加上一些企业过度扩张和多元化发展，最终演变成资金链断裂和民间融资的风险事件。据估计，温州民间资本高达6000亿元，全国则高达近4 万亿元。

　　农行战略规划部相关人士认为，如此庞大的民间资本长期潜伏地下，不利于长期发展和风险监控。只有让民间融资正规化、阳光化，才能更好地监测和管控风险。并可以借此探索民间资本更好地进入金融领域和对外投资的经验。以此来看，温州金融改革意义重大。

　　温州金改只是中国金融改革深化的一环。

　　2012年1月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确立了金融深化改革目标。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关注的重点包括：金融机构深化改革，要求金融服务于经济薄弱环节；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加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建设；加强自主双赢基础上的开放等方面。

　　尽管具体的改革措施仍待出台，但温州区域金融改革方案的出台，则激起了各地金改或谋求壮大金融的雄心。

　　曾经创造出1000多个全国第一的深圳，在不久后的4月12日研究通过《关于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相比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内容，深圳的改革方案内容丰富、全面。侧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强化金融创新改善融资环境。其中最引入关注的是，作为推进前海金融创新的内容之一，深圳将加快推进深港银行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利用香港低成本人民币资金，支持前海开发开放和重点产业发展，同时争取更多前海地区和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尽管前海先行先试的一揽子金融、财税政策仍在等待国务院批准。但显然，深圳求变的急迫心态进一步激发了各地金改或做大做强金融的热情。

　　就在前不久，基于自身的区位优势与城市综合实力，成都在该市金融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雄心勃勃地提出未来5年成都金融业发展总体目标——2015年，成都将建成西部金融机构集聚中心、西部金融创新和市场交易中心、西部金融外包及后台服务中心。

　　一场非理性的盛宴？

　　金改仍在持续升温。

　　但温州金改激发出的各地新一轮做强做大金融业的决心，则让这番热潮看起来更像一次“自下而上”的区域谋变，显得“各自为政”。

　　对此，建设银行高级金融研究员赵庆明认为，各地确实存在谋变的需求，因为目前金融确实有压抑的成分，大家都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化，或在某些金融领域降低进入门槛。

　　但赵庆明表示，这其中也有不少“起哄”的成分，都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对区域金改的遍地开花态势持有保留态度。

　　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亦指出，各地争相开展金融改革，创建金融中心，多少有点不理性的成分。

　　从风险角度看，金融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打个比方，银行如果出现风险的话，可能造成社会问题，为数众多的客户利益怎么保障？”进行金融改革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要承担一定风险，地方应该掂量自己的风险承受力和实际需要，谨慎抉择。金融改革试验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当然，这并非否认深圳、上海这样的金融中心搞改革。曾刚指出，大城市可以搞改革创新，但是不应涉足高风险的领域。

　　从资本属性角度看，现在很多地方都提出要打造金融中心，肯定有一些重复建设或者浪费的成分。因为资本在地域间的流动性很强，由此导致金融一定是高聚集的，“每个城市可以搞出自己的商业中心，但是金融就不一样，一个中心可以辐射的范围很广，同时存在很多金融中心的可能性较小。”

　　而且，认真地比较各地推出的金融改革措施后，曾刚认为，“目前看来基本还是老套路，是以以往发展实体经济的思路发展金融，并没有认识到金融的特殊性。一说要搞金融改革，就把国家的金融改革方案抄了一遍复制到地方，这并不适合每个地方。”

　　目前看来，金融改革亟需从非理性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

　　曾刚指出，地方改革必须契合中国改革的大势，这种尝试才是有意义的。中国少数金融比较成熟的地方对此颇有心得，比如上海，在金融改革中走得很稳健，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但是，其他很多地方还没有形成这种思路，这需要时间去体会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