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富裕的中国为何还构不成竞争性威胁

    张茉楠

　　近期，哈佛商业评论上一篇题为《中国的竞争威胁究竟有多大？》的文章值得关注。文章认为，从1945年到1990年，日本由穷变富，跻身世界最富国家行列，对美国的竞争力构成直接威胁。如今中国似乎在复制日本的经济奇迹，但文章的结论却是富裕的中国成不了“大号日本”。

　　该评论指出，由于许多中国企业面对外国竞争时不愿进行长远的创新投资，而是着眼于在现有制造业领域降低成本。过去20年里，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比日本公司平均值低7倍。由于技术投资水平低，很少有中国企业能像当年的日本企业那样在价值链上攀升，从而在高端领域挑战美国公司。

　　中国是享受全球化红利最大的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欧发达国家将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向外转移到新兴市场，中国紧紧抓住这一全球化分工的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也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前还只是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在贸易规模高速增长的背后面临着极度的贸易利益分配失衡。中国贸易顺差的最大制造者是海外跨国公司。最近十余年，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很大程度是靠外资企业拉动。以2008年为例，中国出口商品顺差为2954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商品出口的顺差为1706亿美元，占比达57.7%。

　　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由此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润极大化原则进行配置，压低要素价格提高资本利润率。中国目前的资本占劳动比只是国际平均水平的1/5，是美国的1/10。就劳动力成本而言，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1998年到2008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国靠的是透支要素红利支撑的高增长，难以形成对他国的持久威胁。

　　归根结底，国与国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较量最终取决于创新能力的较量。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和创新生产率对GDP的增长贡献率、R&D（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等指标是衡量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准。尽管美国债台高筑，财政捉襟见肘，但在科技投入上却并不吝啬。以2007年为例，R&D经费3682.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2.68%，人均R&D经费1265.7美元；与之相比，中国R&D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1.49%，人均R&D经费仅为37美元。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创新依旧是各国最重要的战略选择。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这绝非简单的“实业回归”，其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而欧洲也在走类似道路，所谓“欧盟2020战略”的出台，其优先目标就是要提高欧洲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能力。

　　中国能不能形成对其他国家的真正威胁并不取决于规模，而是依靠创新产生的竞争力。如果中国不能真正建立起国家的创新基础，不能尽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逐步失去低成本的优势，将会导致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优势的双重流失，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中国“富而不强”已经蕴藏巨大风险，大国求变，如箭在弦，加大科研和新技术领域投资，加快实施 “创新立国”和“科技强国”战略，进而实现中国整体转型已经没有延误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