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下一站？

    谁来监管？

　　曾刚：从小额贷款公司原先设计的模式来讲，他不吸收存款也不发债券，主要靠股东自己的钱来投资，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给了他一个贷款权而已，虽然这个部分涉及到一点点银行的业务，但不算是银行的类型，不涉及到银行的外部性问题，就不像银行一样需要审慎性监管，所以从一开始监管就比较松散。原来央行试点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很多，把有限的监管资源用到这上面，别的地方就没得用了，所以监管机构也没办法一一监管。小额贷款公司不拿别人的钱来放贷，就没有风险外溢，这跟拿自己的钱去炒股票没什么区别。只要贷款利率是符合规定的，没有出现高利贷，收款程序是合法的，不对其进行金融监管是有道理的。

　　现在要进行监管，是因为有一些公司的做法超出了原来设定的范围，比如说有可能违规吸收存款，变相吸收一些资金，这样贷款的资金不仅仅局限于股东的资本金，就产生了一定的风险外溢性，另外可能贷款的利率比较高，超过了司法规定的范围，需要进行一定规范。但这种规范和银行监管比起来还是要差很多，毕竟性质是不一样的。第一没有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严格监管的必要，第二即使要进行监管，这个监管主体也没有太多可以选择的余地。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多，规模又小，在其身上耗费太多精力，和监管成本是不成正比的，这就好像为什么银行不愿意做小微企业贷款一样，数量多、规模小、风险还比一般的大企业大，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如去做大企业的贷款，一个客户经理就解决问题了。而且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行管理不规范，不太会有监管机构愿意主动去监管，所以能把其放到地方工商局去管，算是有个组织去负责这个事情，比以前来讲是个进步了。一定要把他推到银行的高度，用巴塞尔协议Ⅲ来监管，那也不现实，主观客观都不具备那个条件。

　　周德文：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已经很多年了，试点推进是比较慢的，政府顾虑比较多，一直不知道由哪个部门来监管。原来说由地方政府七个部门联合监管，但联合监管又等于没有监管，政府也没有指定一个部门来监管，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拖下来，造成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监管的。这两年小额贷款公司总体上是健康发展的，多数都是遵纪守法的，但也有小部分公司从事违规业务，比如放高利贷等，酿成了一些社会问题。民间借贷目前没有立法，监管也很困难，但小额贷款公司是依法设立的，如果不监管出了问题更说不过去。所以浙江省出台这个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条例，由工商局来监管。对工商出面我是赞赏的，至少负起了一定的责任，避免出现一些违法的事情。

　　范建军：小额贷款公司因为不吸收存款，和普通企业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他满足资本充足率、不违法，由工商来监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涉及吸收存款的话，就需要公共金融监管，如果不吸收存款只是拿自己的钱来玩，就没必要进行金融监管。

　　疏还是堵？

　　周德文：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天不解决，民间借贷就会存在。现在民间借贷已经达到很大规模，像温州市是1200亿元，浙江省是1．5万亿元，全国是3．7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民间借贷，如果国家不进行监管，会有更大的案件爆发，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对于民间资本，一方面我们要采取谨慎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民间金融一棍子打死，一味采取堵、塞等简单、粗暴方式加以打压非法融资方式，不但会屡禁不止，恐怕更多的草根银行甚至地下钱庄都要冒出来了。因而，最好的办法是改变民间资本的尴尬境地，通过法律手段为民间资本验明正身，从地下走向地上，进行阳光化运作，这是必经之路，也是大势所趋。但法律的出台有个过程，在此之前地方政府要负起监管的责任，在你这个地方发生的民间借贷，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如果只加强政府监管这边的砝码，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以浙江为例，浙江民间集资是非常普遍的行为，而政府监管部门的人却寥寥，这对于规模浩大的民间借贷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再者法不责众，这么多人都卷入其中，到底惩罚谁好？即使是正规金融机构加大资金供应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下金融猖獗的问题，只能暂时缓解。毕竟银行很难取代民间融资的地位。而且，金融资本完全掌握在国家手里，会带来大量的道德与法律风险，大量的金融创新被阻碍，金融创新所需的制度变革也会停滞，而且权贵资本主义会更为泛滥，更为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产生。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资本的混乱问题，就需要将那些原来不合法的善意民间集资转为合法化，并对之进行规范。当大量善意的民间集资合法化之后，只剩下恶意的集资行为，那么打击非法金融就易如反掌，也就能结束非法金融猖獗的局面。

　　曾刚：这个事情就好像民主是我们改革的方向一样，在金融领域是同样的问题。金融体系都被市场化了，把政府的控制力摆在什么位置？这个是调控整个经济体系的血脉之所在，如果都放给民间了那政府怎么办？我只能说对于民间借贷，从长期看有必要去做一些发展，只不过现在我们的体制和基本环境还不是很完善，需要慢慢去调整，需要相关风险的防范措施，需要相关的法规条例，需要利率市场化的条件，需要健全完善的监管体制。但不能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就把国家整个经济体系搞乱了，这个问题还没有危及到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还是要有大小轻重缓急之分，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制度上、监管上的保证。过去我们也是一直在做，不是已经有了小额贷款公司这个产品了吗，未来肯定还会有其他的产品，可以拭目以待。要记住不能“舍本逐末”，不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其他东西搞坏了，这显然不是一个目标。

　　范建军：要想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小额贷款公司不是一个最终之路，他只是资本金作为放贷来源，规模是比较小的，即使是批发贷款，也需要银行机构同意。这意味着他的盈利能力很弱，而且放贷只靠资本金来周转，利率肯定会很高，否则不盈利，小打小闹不解决问题。最关键是要向民间真正开放银行牌照。虽然现在有村镇银行，但有一条限定是必须是现有的大银行作为大股东，这一条限制了民间资本的积极性，甚至限制了规模。必须说服一家大银行来做大股东，这就相当于大银行开了一个营业部，这样民间资本肯定没什么兴趣。我觉得没必要限制这一条，完全可以由私人来成立银行。另外，向民间开放银行牌照，不单单是村镇银行，还有社区银行。监管机构可以给个门槛，必须达到多少资本金才可以成立银行，但不要找个现有银行做大股东，这就没意思了。

　　银监会、央行和国家发改委上周五联合下发了《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此举给老百姓期盼整治银行乱收费带来了希望。不过，也有专家及法律界人士担心，单靠市场调节难以遏制银行乱收费，“明码标价”反而可能从法律上为银行收费“开绿灯”，为收费合法化提供依据。